新華社北京9月19日電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這一重要部署，深刻指出了新時代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著力點。我國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實際行動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具有重大意義。

　　當前，國際經貿規則正進行新一輪重塑，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為代表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特點。一是自由化水平提高。高標準區域貿易協定趨向全面市場開放，取消所有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占比基本達到99%以上。服務貿易和投資采用負面清單模式開放，除涉及國家安全、金融穩定、傳統文化保護等方面，承諾給予外商全面國民待遇。二是議題范圍拓展。由與市場準入相關的“邊境上”措施，逐步延伸至以國內規制為主的“邊境后”措施，更多納入數據流動、國有企業、環境、勞工、反腐敗等“邊境后”新規則議題。三是紀律約束變強。更加強調規則紀律的執行力和約束力，注重各國監管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程序保障及透明度，普遍要求相關規則議題與爭端解決機制掛鉤。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既十分必要又切實可行。

　　第一，這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題中之義。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開放水平不斷提高。但我國開放指數世界排名在40位左右，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比還有差距，特別是服務領域的開放水平有待提高，“邊境后”開放有待深化，合規意識有待增強。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求我們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逐步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有利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第二，這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必然選擇。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進入新時代，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與推進制度型開放是一體兩面。一些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開放要求與我國改革方向一致。比如知識產權保護等“邊境后”規則，與我國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方向是一致的。通過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可以為深化改革注入強大動力。同時，一些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要求所體現的原則和趨勢，也與我國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內在要求一致。比如完善市場準入管理、促進公平競爭等。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有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范圍內聚集和配置資源要素的能力，助力高質量發展。

　　第三，這是彰顯負責任大國形象的主動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是不斷對接國際經貿規則，參與、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也是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國不僅是國際經貿規則的學習者、遵守者，也逐步成為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需要進一步了解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學習規則、對接規則，更好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為推動構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作出更大貢獻。

　　要積極推進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更全面、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對接，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一是持續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拓展“朋友圈”，與更多國家簽署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結合我國改革之需，提升自由貿易協定開放水平。二是結合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進程，持續推進相關領域改革。積極推進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修訂，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兼容對接。提升貨物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入推進跨境服務貿易和投資高水平開放，擴大數字產品等市場準入，深化國有企業、數字經濟、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領域改革。三是繼續做好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協同推進在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開展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做好成果集成和創新經驗推廣。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加大壓力測試力度，在擴大開放中動態維護國家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