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蔣勛說，“大概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愛泥土，在她文明微露的曙光中，即以大量絢爛動人的土制陶器表白了她的特性”。

　　陶器，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它是人類用化學方法改變天然物性質的開端。陶器的出現，與農業、畜牧業、紡織等生產的出現一樣，標志著人類已從攫取經濟過渡到生產經濟，開始了新石器時代革命。陶器成為區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標志之一。

　　華夏大地，泥火相擁的弦歌萬年不絕。《周書》記載，“神農耕而作陶”。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陶器制作已經和農業耕種一樣，成為人們日常的勞作內容。

　　人們告別茹毛飲血，用陶器煮食、存放谷物、汲水……陶器的發明和使用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增強了人的體質。

　　嶺南是中國最早發現使用陶器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陶瓷文化最早發源地之一。惠州則是嶺南陶器的發源地之一，從近年發現的博羅梅花墩窯、銀崗窯、惠城瓦窯嶺等先秦遺址來看，東江流域先秦窯址和陶片分布廣泛，且形成頗具規模的先秦龍窯群，并發現大量精美的原始瓷器。這些窯址薪火興旺的時間刻度，正是春秋時期典籍中記載的“縛婁國”存續期間。

　　世界上很多偉大的發明都是來自意外，陶器的發明或許也不例外。

　　可能在某個夜晚，依山而筑、傍水而居的東江先民們圍著篝火閑聊，一個人隨手用地上的泥巴捏了個小人，又隨手把小人丟到了火中。第二天醒來，他們發現篝火灰中的小人變硬。他們自然不知道，在火中加熱時，泥巴中的小顆粒會結合在一起，但變硬后的泥巴，泡到水里也不會化開，火燒泥土的奧秘被發現。自此，東江先民開始花樣“玩泥巴”。他們把泥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狀，然后加熱定型，便得到了一件件器具。人們用陶瓶汲水、陶罐盛糧、陶碗吃飯、陶釜煮肉，再用陶刀收割谷物，用陶紡輪捻線織布，甚至用陶塑動物進行祭祀活動，期許逝者在另外一個世界也能如生前一樣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經過不斷改良和引入外來技術，東江先民發現，泥土經過烈火煅燒不僅變成陶，還變成瓷，成為更實用的物品，甚至是藝術品。這個“涅槃”的過程，凝結著無數陶工的智慧與汗水。東江流域各窯場燒制的陶瓷，不僅能滿足本地使用，還與環珠江口地區交易，建構了一個范圍頗為廣大的陶器交易圈，相關陶瓷在香港、深圳、珠海等地出土，證實了東江流域陶瓷曾經在一場商業潮流中貨如輪轉，造福世人。

　　從學術意義來看，東江流域陶器文明也具有重大意義。銀崗古窯場遺址出土的陶器，結束了廣東考古界關于夔紋、米字紋孰早孰晚的多年爭論，實證夔紋陶早于米字紋陶。

　　考古界于是定論，從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嶺南分別出現“浮濱類型”“夔紋陶類型”“米字紋陶類型”三種不同文化遺存。

　　從更宏大的視野去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東江流域所產石器屬于“西樵山文化圈”。到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期，粵東“浮濱文化”興盛，釉陶影響了后來的博羅梅花墩窯場、橫嶺山墓地，使得東江流域成為“夔紋陶類型”文化遺存的代表。

　　石器、青銅、陶器，成為孕育和涵養先秦時期東江文明的三大利器。有研究者據此將東江流域先秦時期的文明，定義為“橫嶺山文明”，見仁見智。

　　一脈水土、一門手藝、一種信仰，在惠州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綻放出迷人的光芒。

　　在如此豐厚的文明土壤之上，在如此豐潤的技藝傳承之下，惠州在宋代出現廣東三大民窯之一東平窯、廣東迄今為止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的窯場——白馬窯等在嶺南甚至國內具有影響力的窯場，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耀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等外來制陶技術在此落地生根，融合發展，生產出青白瓷、青瓷，“惠瓷”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作出特殊貢獻。

　　今天，人們研究惠州先秦陶瓷的紋路和裝飾，會發現東江先民在工藝美術方面的高度創造力和無窮智慧。先民們生活的畫面，隨著他們的逝去而逝去，但這些刻畫在陶器上的飾紋，卻永遠留存下來。透過一件件陶瓷文物，我們接觸到了彼時東江先民的陶藝手工和原始繪畫藝術。它們像是先民留給我們的一封信，讓我們隔著歷史的長河，看到了他們推杯換盞、載歌載舞、祈福祈禱的身影，一切皆本真，一切皆自然。

　　陶，取諸泥土，淬火而生。東江窯陶瓷文明的薪火，生生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