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個較為精彩的朝代，宋詞、繪畫、瓷器、書院、市井生活、美學形式等極具魅力，且偉人奇士迭出。以蘇東坡為代表的宋代文化符號不需贅述，僅在民族血性范疇，宋朝就出現兩位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名氣的愛國英雄——岳飛、文天祥。

　　巧合的是，岳飛和文天祥都與惠州有關系。文天祥以惠州為抗元陣地，稔山船澳屯兵、海豐五坡嶺被執、文氏后人繁衍馬安龍塘，史跡班班可考；岳飛妻兒曾流放惠州二十載，卻因史料甚少、遺址難覓等原因，鮮為人知。

明代姚茂良所著《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一書中的岳飛像。侯縣軍 翻拍

　　嘉祐寺或是當年岳飛家眷生活的地方

　　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飛揮師北伐，大敗金軍，逼近北宋故都開封，后被誣陷入獄，兩年后的農歷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又以莫須有的罪名，與長子岳云和部將張憲同被殺害。宋孝宗時，岳飛冤獄被平反，改葬于杭州西湖畔棲霞嶺，追謚“武穆”“忠武”，封鄂王。

　　岳飛冤獄讓正直之士義憤難平，而岳飛家眷的下落，則是歷代研究岳飛的學者繞不開的話題。

　　岳飛之孫岳珂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稱，“遷先臣（指岳飛）家族于嶺南，與張憲并籍沒資產。”南宋人李心傳所著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岳少保誣證斷案》一文稱，“岳飛、張憲家屬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修于元代的《宋史》也明確指出岳飛眷屬“徙家嶺南”,岳氏一門被流放到嶺南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岳珂所編撰的《金佗粹編》一書中的若干官方文件，有學者推算出紹興十二年時岳氏一門“徙家嶺南”的有：岳飛妻李氏，子岳雷、岳霖、岳震、岳靄，女岳安娘及岳云、岳雷的妻子兒女共13人，也有一說是7人。

　　翻閱南宋洪邁所著的《夷堅志》，可發現岳氏一門流放嶺南惠州的記載。《夷堅志》中一篇《岳侍郎換骨》開頭云，“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霖并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郡，拘置兵馬都監廳之后僧寺墻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居住環境狹窄惡劣，且絲毫沒有人身自由，岳氏一門在惠州的生活狀況之差可想而知。

　　當年岳氏一門“拘置兵馬都監廳之后僧寺墻角土室內”的“僧寺”具體是何方，滄海桑田，現實位置難以確定。南宋時期，惠州城的寺廟都在城外，如嘉祐寺、永福寺、棲禪寺，基本上可以判定兵馬都監廳和拘管岳飛親屬的“僧寺”大概率不在城內。

　　會不會是嘉祐寺呢？宋代王楙所著《野客叢書》之《東坡卜算子》和明代郎瑛所著《七修類稿》都提到蘇東坡居白鶴峰時，“惠有溫都監女”愛慕蘇東坡之事，認為蘇軾《卜算子》詞是為悼念惠州溫都監女而作。嘉祐寺就在白鶴峰下，入住白鶴峰新居之前，蘇東坡也曾在此居住，其《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詩中直言嘉祐寺荒涼簡陋，氣候惡劣，還被有司暗中看管、活動范圍受限。溫都監一家或許就是蘇東坡的鄰居。這樣似乎可以側面說明，嘉祐寺乃當年岳飛家眷生活的地方。

我市連環畫收藏家白瑞強收藏的關于岳飛及其后代的故事的連環畫。 侯縣軍 翻拍

　　《夷堅志》是官修《宋史》之外的史料遺珠

　　回到洪邁所著的《夷堅志》中的《岳侍郎換骨》，正經開篇后，該文開始荒誕志怪：“秦檜死，朝廷伸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卒，類親從快行，系兩袖于腰，手挈竹籃，貯刀劍椎鑿之屬，鋒毛吹刃，頓于榻上，長揖一聲，大喝云：奉上帝敕旨，為官人換仙骨……商卿具道所睹事。才絕言，乃見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為朝命之與官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璟德藻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后擢工部侍郎、廣東經略而卒。”

　　一個看似正經的故事包含著不正經的情節，細究之下，可發現作者之高明。洪邁費三十年之功編著《夷堅志》，筆記四五千則，為古今志怪第一人。洪邁以《山海經》“夷堅”自喻，即沒有親見其事而記錄下來，是為“耳食”。與諸多志怪筆記不同的是，《夷堅志》記錄的多是宋代之事，即使是荒誕不經的故事里，也有很多宋朝社會的真實反映。

　　就《岳侍郎換骨》來看，洪邁是南宋紹興十五年進士，與岳霖是同代人，且有朋友在惠州做官，所記《岳侍郎換骨》之事，除岳霖換骨那段神異鬼怪外，基本史實應該不會出錯。特別是岳霖之子岳珂，曾通讀《夷堅志》一書，對其中所記之事多有補證，但不見其對《岳侍郎換骨》提出過異議。

　　正史與野史參讀，可以厘清歷史的輪廓。包括《岳侍郎換骨》在內，《夷堅志》大部分志怪故事細節翔實，是官修《宋史》之外的史料遺珠。陸游評價《夷堅志》“豈惟堪史補，端足擅文豪。”元人陳櫟所撰的《勤有堂隨錄》更說洪邁借志怪“以演史筆”。

　　洪邁以及諸多志怪作者，其實都在寫史，用了另外一種更為隱秘的“春秋筆法”。于是可以知道，《岳侍郎換骨》中岳霖夢中換骨，并非真換骨，而是暗喻岳氏一門歷經磨煉后脫胎換骨、獲得新生。

　　岳飛昭雪后家眷遷回錢塘

　　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朝對南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水陸并進，來勢洶洶。南宋疲于應對，于是有大臣提議雪岳飛之冤，“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宋高宗趙構采納建議，先是在紹興三十一年賜岳飛家屬自由。為早日到達京城拜謝朝廷恩典，岳雷奉母先行。翌年，岳飛冤案得以昭雪，岳云之妻鞏氏帶領其余岳氏后人遷回錢塘，結束長達20年的流放拘管。鞏氏在《鞏氏復恭人告》曾回憶“爾流離嶺海，險阻備嘗”，可以看出岳氏一門在惠州拘管期間生活艱苦，備受有司折磨。赦還后岳霖在上《賜謚謝表》中也提到惠州的生活：“形骸溝壑，痛固無窮；妻子蠻夷，鬼亦不食；興言及此，流涕漣如。”有不堪回首之意。

　　宋朝國祚三百余年，雖然文化燦爛，但國運坎坷，自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后，只剩半壁江山，偏安江南，內憂外患加劇，成為驚弓之鳥。“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被秀美的江南迷惑，最終國力消退、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江山易主。一部宋史，后半部分百余載其實是亡國史，于是出現岳飛和文天祥的光輝人格。他們仿佛在訴說：偏安是不可能長久的，惟有“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全民持氣節，方能金甌永固。

　　值得一提的是，《夷堅志》不涉及宋朝內部的昏庸腐敗、權力斗爭，想來一是志怪筆記文體限制，二來可能為本朝諱。然而，從《岳侍郎換骨》的零星文字間，可見洪邁對岳飛及其家眷之同情以及對昏庸朝廷之痛切，這足證洪邁作為一個文人的道義擔當，這恐怕也是受了岳飛精神的感染。

　　（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