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軾的一生中，“烏臺詩案”是他遭遇過的最兇險事件。這場以詩文為導火索的政治風波，不僅暴露了宋代黨爭的殘酷性，更揭示了古代保密密碼活動與政治權力斗爭的復雜糾葛。

　　“烏臺詩案”之后，蘇軾對文字傳播更為謹慎，例如他在貶謫惠州期間，雖仍通過書信與友人交流，但多回避敏感話題，甚至以“焚稿”方式避免文字留存。

　　“烏臺詩案”與“魚書暗號”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44歲的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他一到任，就給神宗皇帝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之作，奈何蘇軾身上有著太濃郁的文人士大夫習氣。他在文中表達了對新黨排斥異己的不滿，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又說“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暗諷朝廷用人不當。這些文字經御史臺斷章取義，被扣上“謗訕新政”的罪名。

　　蘇軾被押入御史臺獄（御史臺又稱“烏臺”）之后，“下獄即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券，蓋死囚則如此。他罪止問三代”。別的不問，先問有無免死鐵券，可見蘇軾的政敵誓要將他置之死地。

　　在獄中，蘇軾與長子蘇邁約定，每日往獄中送餐，只送肉食或蔬菜，一旦大事不濟，面臨必死之局，則送魚以告之。蘇邁一日遠出打點，不能即刻趕回，便委托一個朋友代為送食。這個朋友剛好是蘇軾的鐵桿粉絲，想著他在獄中受苦，便好心燒了一條魚想為他補補身體。蘇軾一見餐中有魚，不禁大驚失色，以為自己面臨必死的結局，便寫下絕命詩《獄中寄子由》兩首。

　　蘇軾與蘇邁的“魚書暗號”是一則生動的保密密碼案例，這一細節也映射出宋代文人面對信息管控時的生存智慧與無奈。

　　“焚硯棄筆”與“弱毫寫萬象”

　　從“烏臺”出獄后，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神宗駕崩后，高太后聽政，蘇軾一路扶搖直上，官至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接著又因為高太后去世而失去庇護，被政敵攻擊貶謫至嶺南惠州。十年之間，蘇軾的仕途如過山車般跌宕起伏。

　　北宋紹圣元年（1094年）十月，蘇軾從定州一路南下近2000公里來到惠州。因有“烏臺詩案”的前車之鑒，蘇轍屢次致書兄長，要蘇軾“深戒作詩”，“當焚硯棄筆”，以減少政治風險。見識過“烏臺”厲害的蘇軾自然不敢以身犯險，有一次與惠州、循州兩太守相會，作詩《次韻惠循二守相會》，詩后自題云：“因見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詩與文之。一閱訖，即焚之，慎勿傳也。”蘇州和尚卓契順替蘇邁萬里傳書，離惠時，蘇軾作有《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付契順代致守欽長老，后因恐授人口實，牽累守欽，于契順臨行時焚詩不寄。

　　然而，謹記“焚硯棄筆”的蘇軾，依舊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他寓惠兩年八個月，創作出近600首（篇）詩文作品，做到了“弱毫寫萬象”。可以說，在古代，沒有一個作家能像蘇軾那樣廣泛大量、那樣細致準確、那樣生動活潑地記寫惠州的風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首家喻戶曉的吟詠嶺南荔枝的名詩，堪稱嶺南風物千古不易的廣告詞，至今膾炙人口。

　　回溯“烏臺詩案”的歷史圖景，北宋時期尚無體系化的國家保密密碼法律制度框架，導致作為司法機構的御史臺得以依托道德評判替代法定程序對文字作品進行政治解讀，最終演變為鉗制異見的工具。相較而言，當代中國已形成完備的保密密碼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通過分級分類管理機制精準劃定國家秘密范疇，構筑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法治屏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創新采用“安全與發展并重”原則，構建起兼顧信息保護與公民權益的技術治理范式。這種制度演進不僅實現了從“政治擅斷”到“程序正義”的跨越，更折射出國家治理模式的范式轉型——從傳統封建司法的隨意性走向現代法治的確定性。

　　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