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10月16日，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人彭玉平教授受邀來惠開講東坡文化講堂，以清代惠州詩人江逢辰的一句名詩拉開講堂序幕。

　　彭玉平為廣大東坡粉絲和網友帶來“蘇軾的惠州生活與精神世界”專題講座，以蘇軾的南下之行、蘇軾在惠州的日常生活、思無邪與蘇軾的精神世界三個維度展開講述，將東坡文化講堂變成了惠州版的“百家講壇”，金句頻出。

　　“蘇軾與惠州是一場雙向奔赴。”彭玉平拋出核心論斷，黃州開始重塑蘇軾，惠州造就偉大蘇軾，儋州延續惠州蘇軾。蘇軾是中國文化巨人，因蘇軾寓居，惠州文脈被深刻滋養，在中國文化版圖中擁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南下之行 蘇軾不幸惠州幸

　　講座伊始，彭玉平坦言自己是個資深東坡粉，關注蘇東坡的時間很長，可以追溯至大學時代。1995年到中山大學任教后，他講授宋代文學史，開始比較細致地學習蘇軾、講述蘇軾的過程。近五年，他全面關注、系統研究蘇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到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開講，錄制播出22集《大寫人生蘇東坡》。

彭玉平。惠州日報記者朱金贊 攝

　　來惠州開講東坡文化講堂，他特別感慨，“惠州人對于蘇軾的感情無處不在，而且很多人都在講述蘇軾的一些生平，一些故事，我對講座怎么講，就有了壓力。”彭玉平結合文史資料、詩文作品，帶領聽眾探尋蘇軾與惠州的故事，在文學與哲思中尋找生活與生命的意義。

　　從宋紹圣元年（1094）閏四月至十月，蘇軾便開始了“定州-英州-惠州”的南下之行，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仕途一度升至頂峰的蘇軾，被追貶至惠州這一“嶺南瘴癘之地”。

　　彭玉平說，蘇軾被貶惠州，從春風得意的巔峰瞬間墜入悲苦萬端的深淵。也正是這種急速的墜落，促成了蘇軾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

　　在彭玉平看來，蘇軾剛正不阿的個性，是他在黨爭中易受折損的原因。“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凈。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蘇軾《過大庾嶺》中的詩句，表明他是帶著浩然之氣進入嶺南。初到惠州時，蘇軾在《到惠州謝表》中仍保有“但守不移之愚”的剛性。

　　歷經人生沉浮后，蘇軾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寫到“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彭玉平說，從中原的秋風蕭瑟來到嶺南的明媚如春，惠州給他的第一感覺甚好，這里的風土人情，好像專門等待著他的到來。不久，蘇軾寫信給友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蘇軾在惠州暫時安穩了下來。

　　不過，蘇軾時刻關注著中原的動靜，他起初還是幻想著能回到北方。當他意識到北歸無望后，巨大的情感落差讓他對人生與世界的關系有了更透徹的審視。

　　彭玉平說，蘇軾的不幸，卻是惠州的大幸、嶺南的大幸。所謂苦難出詩人，在漫長的貶謫之旅中，文學創作承托蘇軾郁結之情。在惠州兩年零八個月里，蘇軾創作數百篇作品，才情、哲思滋養出不朽詩篇。“他對惠州有唱不盡的贊歌。”

　　●惠州生活

　　一個惠州老農的形象

　　講座中，彭玉平引述黃庭堅詩“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并舉例蘇軾詩“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以此概述蘇軾在惠州的日常生活。

　　彭玉平說，剛到惠州，蘇軾就借友人王參軍地種菜，不到半畝，有時喝高了酒，就到地面摘點菜，煮著吃來解酒。除了種菜，蘇軾也種人參、地黃、枸杞等，本著藥食同源的原則，慢慢開始了養生，釀造了桂酒、羅浮春酒、真一酒等，儼然一個惠州老農的形象。

　　彭玉平說，眾所周知，在惠州，蘇軾最喜食荔枝，留下數篇經典詩文。一等的水果，配一等的人，蘇軾嘗謂荔枝“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鰩柱、河豚魚近之耳。”蘇軾并沒有耽于個人口腹之欲，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就林恣食的愜意，到“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莼鱸”生命本真的回歸，再到“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悲憫蒼生的情懷，在蘇軾的筆下，荔枝形神兼備，兼寫人生態度和生存哲學，甚至上升至家國情懷。

　　寓所方面，蘇軾在合江樓、嘉祐寺兩處反復遷徙，最后卜居白鶴峰，“規作終老計”，栽種果蔬，深挖水井，安頓生活。

　　彭玉平說，蘇軾在惠州“囊中余貲”用以“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直至錢財散盡方覺“此身輕安矣”。蘇軾致信友人說：“某以買地結茅，為終焉之計，獨未甃墓爾，行亦當作。”惠州是唯一一個讓蘇軾建設新居養老并計劃終老安葬之地，雖然沒能如愿，但足見蘇軾對惠州感情之深。

　　彭玉平說，面對困境是凡人都能遇到的事，而超越困境卻是凡人難以做到的。蘇軾的偉大和不凡，正要從這些地方細細體會。

　　●精神世界

　　追求人生本真和終極意義

　　精神的筑建，是蘇軾在惠州生活的重要一環。彭玉平認為，蘇軾在惠州的完整性，體現在他從一位官員、文人轉變為一位生活家，更成為一位思想家。

　　彭玉平考究認為，蘇軾以“思無邪”名齋，并非從擬建白鶴峰新居開始，而是在未抵惠州前就已經開始。“思無邪”是蘇軾的一個精神信仰，一個不離左右的人生志趣。如早在元豐元年（1078），蘇軾就因章質夫筑“思堂”而撰《思堂記》，蘇軾以“無思”釋“無邪”來概括和闡釋自己的生存與生命哲學，把“思無邪”從《詩經》文本、孔子評價中抽離出來，融合儒釋道三教，以追求人生的本真和終極意義。

　　彭玉平說，蘇軾到惠州后，從嘉祐寺到合江樓，再到白鶴峰新居，蘇軾均辟有思無邪齋。可以看出，蘇軾在惠州三個年頭，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隨“寓”而安。“思無邪”從“心齋”變成實體書齋。

　　彭玉平還特別援引了蘇軾《記游松風亭》寫到的“松風亭悟道”的典故。當蘇軾于登山途中感足力疲乏，卻發覺亭子尚遠時，良久忽悟：“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彭玉平解讀道，這一頓悟標志著蘇軾達到了“人生貴在自在”的境界——放下必須到達某一目標的執念，于當下、于此處便能安頓生命。這正是“完整的蘇東坡”在精神上達到圓融的象征。

　　“蘇軾的一生，很多時候處于身不由己之中，他既然無法選擇其他，那他只有選擇自己。選擇自己，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自己。”彭玉平說道，“活著就是王道。其他的前途沒有了，至少還有自己的生活，還有無盡的青山、明媚如春的自然。”

　　通過層層深入的論述，彭玉平完整地論證了為何是惠州這片土地，最終接納并成就了大家所熟知的、樂觀豁達、思想通透的“完整的蘇東坡”。

　　在彭玉平看來，蘇軾的精神在惠州得以最終完成，而惠州也因蘇軾的寓居，其嶺南文脈被深刻滋養，從此在中國文化版圖上擁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講座最后，彭玉平以自己所作詩歌向蘇軾致敬：“平生萬物作芳鄰，從此湖山我主人。往事皆從心上過，周旋自在自由身。” （侯縣軍）

　　蘇軾的精神在惠州得以最終完成，而惠州也因蘇軾的寓居，其嶺南文脈被深刻滋養，從此在中國文化版圖上擁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蘇軾給我們現代人最大啟示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的同時要做好或成功或失敗的準備。蘇軾的偉大就在于他可以安然地享受成功，但是他更可以坦然地面對失敗，安頓好自己，不斷提升生命的質量。

　　——彭玉平

　　專訪

　　精細保護利用東坡寓惠遺址

　　問：惠州有很多東坡遺跡，如蘇東坡祠、西湖蘇堤、朝云墓等等，它們都是東坡寓惠的見證、傳承東坡文化的載體，應該如何加強保護利用？

　　彭玉平：沒想到惠州還有這么多蘇軾遺跡，他到過的地方，他住過的地方，這些都在。這是很好的文化遺產。惠州在弘揚東坡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恢復白鶴峰東坡新居（東坡祠），并建了東坡紀念館。白鶴峰東坡新居的恢復重建，有歷史依據，因為從北宋到元明清白鶴峰東坡新居的變化軌跡，有很多圖留下來，對恢復重建起到參考作用。恢復白鶴峰東坡新居，就等于把蘇軾精神穩定下來。此外，惠州重建合江樓，雖然不是原址重建，但它作為一種蘇軾筆下的合江樓，是一種文化載體、文化記憶和文化烙印，將它作為一種紀念存在，我覺得也可以的。我還聽說惠州正在修繕嘉祐寺，這也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惠州在保護蘇軾遺址方面做的工作挺多，挺讓人感動。

　　我覺得有些事情確實還可以做得更精細一點。比如，蘇軾從博羅泊頭來惠州城的這條路，如果能夠找到、梳理這條路，那就是走蘇軾走過的路，與蘇軾“相逢”。蘇軾從泊頭上羅浮山的路，也可以梳理出來，開發文旅路線，讓游客去重走。蘇軾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他早就消失了，但是他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載體，他一直在這片土地上。這可以讓人們去體驗，去感悟。

　　蘇軾在惠州完成最終人格精神

　　問：東坡文化是惠州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做好城市品牌傳播，講好東坡寓惠故事”，請問惠州下一步應該如何講好東坡寓惠故事？

　　彭玉平：一個人與一個城市的文化，有的時候會擦肩而過，有的時候會深度交融，相看兩不厭，我覺得蘇軾跟惠州就是屬于相看兩不厭的、深度交融的、一種文化巨人與城市文明之間的關系。

　　蘇軾在惠州的文學創作也可以進一步深挖，如他的交游、他的生活記錄、他在惠州創作的幾本書等等，都可以進行深入研究。我認為，蘇軾不應該僅僅成為惠州人的蘇軾，應該將蘇軾與惠州的聯動看作是中國文化版圖中的特殊存在。其實也就是說，惠州促進了蘇軾最終人格精神的完成，因為他在黃州還是個“半成品”，沒有完全的成就，到惠州以后，惠州成為蘇軾人格最終的完成之地，后來再貶儋州，只是一個延續。惠州在蘇軾的生命中，具有特殊意義。當我們把蘇軾與惠州的關系提升至這個層次的時候，蘇軾跟惠州就不可分割了，講到蘇軾就必須講惠州。所以我建議后續得好好挖掘蘇軾在惠州的生活、創作、交流等，這些都值得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界等給予關注。

　　在惠州，無論是政府還是百姓，都十分關注如何做好東坡文章，這是很好的現象。作為普通市民，也可以參與其中，應該全面了解蘇軾在惠州的足跡和故事，最大可能地一一去蘇軾到過的地方與蘇軾展開精神對話，此外，熟知甚至背誦部分蘇軾文學作品，做東坡文化的傳播者。比如說到合江樓，市民能夠背誦《寓居合江樓》，會說出蘇軾寓居多長時間。老百姓的關心關注也是一股力量，他們將生活、城市與蘇軾不同程度地融合起來，這種理想的狀態，無疑有助于城市品牌、城市文化的推廣傳播。

　　蘇軾精神對現代“生命教育”有裨益

　　問：您在剛才講座中論述蘇軾的精神世界時，將其提升至現代“生命教育”的高度，認為生命教育要比專業教育更重要。那么，蘇軾在惠州的經歷可以為人們提供哪些具體可行的生命教育的范式？

　　彭玉平：生命教育的范式第一個是永遠不放棄生命，第二個是要不斷提升生命的質量。蘇軾被貶，其實就是在仕途上“卷”失敗了，但一種失敗不等于人生就失敗了，一種失敗可以帶來另外一種成功。當政治前途斷絕，蘇軾選擇了專注于自己的生活與周邊的世界，最終實現了“生命、生活的成功”，即“心里的安逸，能夠坦然面對一切，并對世界依然抱有熱情”。蘇軾對惠州這個地方，“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他感懷一切，感懷大自然的饋贈，感懷本地父老的厚待，不因他的政治身份來迎接他。他覺得這些都是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美好，它的價值一點也不輸政治上的風生水起或者平步青云。蘇軾給我們現代人最大啟示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的同時要做好或成功或失敗的準備。蘇軾的偉大就在于他可以安然地享受成功，但是他更可以坦然地面對失敗，安頓好自己，不斷提升生命的質量。

　　（侯縣軍）

　　人物簡介

　　彭玉平 江蘇人，文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著有《唐宋詞舉要》《人間詞話疏證》《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等，多次榮獲教育部、廣東省科研一等獎，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