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字元明，號甘泉），了解中國理學史、書院史的人對他并不陌生，他是明代中期與王陽明齊名的理學宗師。
中國書院發展到宋元時期，已經相當繁榮，但到了明代初期，因為朱元璋重視官學，絕大多數書院都被廢止，一律改為官學，中國書院史因此進入了一段長達百年的沉寂期�；葜輹阂膊焕�，始建于南宋的豐湖書院也廢止于明初，改作歸善縣學。然而到了明代中期，各級官學因循守舊，弊病叢生，“科舉囂爭，富貴熏心”，學風日漸衰頹，難以勝任教育人才的社會責任，這為沉寂百年的書院講學提供了復興的歷史契機。而明代惠州書院的輝煌，則與湛若水的講學活動密不可分。
明萬歷《惠州府志》卷十六“寓賢”的湛若水傳。 本組圖片嚴藝超 翻拍
作為陳白沙（即陳獻章）的學術傳人，湛若水“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據統計，他一生所建的書院遍布七省，不少于50所，其中僅在羅浮山就有3所書院，分別是朱明書院、青霞書院與天華精舍。在他的帶動下，他的學生相繼在羅浮山開辦書院，使羅浮山書院群成為明代廣東乃至全國所矚目的文化群落。
明萬歷年間楊起元修撰《惠州府志》時，將湛若水列入惠州“寓賢”之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楊起元在湛若水傳記中，絲毫未提及他在羅浮山的壯舉，而是講起了湛若水童年時在惠州的一段經歷。
明成化八年（1472），王陽明出生于浙江余姚，而湛若水也開始了一段驚險的“寓惠”之旅。這一年，湛若水七歲，因湛家與鄉人結仇，其母陳氏帶著他和一位老姑逃難到惠州府歸善縣。在人生地不熟的惠州，母子一行非常窘迫，“望門投止”，到處尋找地方投宿，但卻沒有什么好心人家收留他們。直到他們來到一個叫“岡下”的地方，才有一個名字叫李應的舉人收留了他們。
李應是明景泰元年（1450）的舉人，官至廣西南寧同知，成化元年（1465）棄官后在白鶴峰翟夫子舍講學授徒，“其學專于治《書》，旁精律歷，尤急人之難”。李應一眼看出湛若水的聰慧，“知若水必貴”，就讓湛若水與他的子侄們一起上學，因此湛若水的啟蒙老師極有可能就是李應。三年后，湛家的仇人聽聞湛家在歸善縣定居，暗中派人前來尋找，“欲得而甘心”。李應知道之后，立即帶著湛家母子兩人，舉家移居到西江赤樹塘。又過了五年，事態終于平息，湛家人才回到了老家增城。
湛若水在歸善縣前后待了共九年，身居高位后仍不忘李家的恩情，“時迎致其子若孫，歡處無異兄弟，語及同知輒淚下”“惠人傳誦以為若水不遺故舊也”。在這樣的情緣之下，湛若水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致仕后第一時間在羅浮山興建書院，成為推動羅浮山講學活動的重要實踐者，似乎有著不可言說的微妙。
關于湛若水的童年經歷，文獻中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明代蔣冕撰《明封太孺人陳氏墓志銘》謂，“怡庵公（湛若水父親）既蚤世，太孺人孀居于母家，餐糲衣故，惟切切以教子為務”。顧鼎臣撰《慈母傳》亦謂，“家嘗中衰，怡庵又蚤世，孺人攜若水及諸女依母家以居，餐糲衣敝，日夜切切以訓子為事”。蔣冕和顧鼎臣均未提及湛母帶著湛若水避難惠州之事，僅是“依母家以居”。然湛母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距離避難惠州時已過去四十余年，后人撰記時對這段記憶恐早已模糊。
楊起元作為王陽明的五傳弟子，本身也是譽滿全國的理學宗師。楊起元成年時，湛若水早已仙逝，但楊起元與增城湛家卻有交誼，曾為湛若水的先祖撰寫《明義士湛懷德墓表》，因此楊起元所述湛若水少年經歷的可信度頗高。但楊起元在修撰《惠州府志》之前，并不知道“岡下”在何處，有一次他為了拜祭叔祖楊天禚，來到歸善縣東里社（今水口街道一帶）的土厚地方，“見其山特秀若青芙蓉”，詢問當地人，才知道這就是當年湛若水避難的“岡下”。這讓楊起元想起“李同知應全湛文簡若水避難時事，有古俠士風，低徊留之而不能去”，又感慨道：“若應者，雖古節俠，何以遠過？地靈人杰不虛矣！”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水口一帶百姓的“古俠士風”，在明代早期就有了充分的體現。至明嘉靖年間，嶺東寇亂席卷整個惠州府，而地處惠州府城近郊的水口百姓，面對戰亂頻仍帶來的動蕩不安，卻激發了奮起保衛家園的反抗意識和抗爭行為，使尚武、從軍成為水口的獨特民風。（嚴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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