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門樓子九丈九，九條胡同九棵柳”，北京前門草廠的胡同群里，青灰瓦當連綿如浪，一座西洋風格的門樓忽然闖入視野，與周邊中式院落相映成趣。大紅門楣上，“惠州會館”四字匾額筆力瘦硬如鐵，那是晚清御史鄧承修的“鐵畫銀鉤”。磚縫里的時光，從明末崇禎年間綿延至今，這座占地三畝、擁有66間房屋的院落，不僅是建筑史上“中西合璧”的標本，更是惠州人在京華大地上四百年未斷的精神根系。
鄧承修為北京惠州會館題寫的四字匾額。
明末 北京惠州會館創設
赴京應試的“公車士子”免費食宿，待任官員在此會商，往來商人當作驛站。
會館的第一縷炊煙，升起于崇禎初年的寒風中。彼時的北京，宣南因毗鄰順天府貢院，成了各地舉子的“京華驛站”，但惠州府籍人士卻常陷窘境——從嶺南到京城，千里路途需耗時兩月，盤纏耗盡者只能寄身寺廟或民宅。這份窘迫，被時任都給事中的葉高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葉高標是海豐縣螺溪鄉人（今屬陸河縣），天啟四年中舉，明崇禎元年與同鄉林銘球、鄭洪猷同登進士榜，創下海豐“一科三進士”的盛事。這位躋身朝廷核心言官的嶺南才子，在歙縣任知縣時便以“育賢”聞名，曾親自授課督學，促成歙縣“一縣六進士”的佳話，政績被評為“卓異第一”。如今同鄉在京漂泊無依，他當即拍板：“惠州人在京城，必須有個自己的家。”
修葺后的北京惠州會館。
明崇禎三年，葉高標拿出全部薪俸作為啟動資金，逐一叩訪在京惠州籍官員，動員眾人捐出“津俸”共建會館。《惠州西湖志》明確記載，他親書“豐湖天際”四字匾額——“豐湖”是惠州西湖的別稱，藏著對故土的眷戀；“天際”則寄寓“天高任鳥飛”的期許，盼家鄉子弟在京華展翅。這座初建的會館，被惠州人親切地稱為“豐湖館”，功能極為清晰：赴京應試的“公車士子”免費食宿，待任官員在此會商，往來商人當作驛站。
更令人稱道的是葉高標制定的《惠州會館規條》，首創“公項管理”制度——會館田產租金、同鄉捐贈等收入專款專用，分別用于修繕、士子廩餼（食宿供給）和春秋祭祀。這套兼顧公益與可持續性的制度，被后世沿用近三百年，成為清代京城府級會館的典范。清光緒《惠州府志》記載：“葉高標，倡立豐湖館于京師，以便計偕謁選者，粵人至今德之。”從此，春闈之年會館燈火通明，舉子們切磋學問；平日里官員會商地方事務，商人互通信息，小小的院落成了惠州人在京華的“精神樞紐”。
清代 官紳合力修建
惠州會館不僅是鄉誼樞紐，更成了嶺南文化在京城的傳播窗口。
明末清初的戰火，讓豐湖館一度傾頹。直到乾隆年間，一場由官紳合力掀起的復建浪潮，讓這座會館重獲新生。連平人何廷楠撰寫的《惠州會館碑記》，詳細記錄了這段眾志成城的往事，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佐證。
清乾隆十五年，31歲的翰林院編修黃叔顯與刑部官員陳恒昌率先發聲。黃叔顯是連平州梅潼人，17歲中舉，26歲成進士，少年得志卻心懷鄉誼；陳恒昌則是歸善人，9歲能文，以清正廉明著稱，曾革除河南“收科以斤十為三”的陋規，離任時郡人送“萬民衣帳”立碑紀念。二人痛感“惠于都城無會館”的不便，決心讓同鄉重拾“在京有家”的溫暖。
北京惠州會館（北京市東城區草廠七條胡同12號）。
倡議一出，應者云集。泰安司馬陳贊熙率先捐銀百兩，這位惠東田坑古城人，是“陳百萬”陳大績的次子，繼承了父親“篤友愛好施予”的家風——陳大績曾在饑荒年拿出千石谷子賑災，出資修建九龍峰志蔭亭，死后被誥封奉政大夫。淮安別駕趙師質、泰安刺史顏希深的父親顏容穆緊隨其后，各捐百兩。趙師質在淮安任職24年，曾果斷開倉賑災，造“趙公橋”便民，連乾隆南巡都稱贊其才干；顏容穆所在的連平顏氏，日后更成為“一門三世四節鉞”的名門望族，祖孫三代出了四位總督巡撫。
捐款名單上，龍川刁光斗、刁鵬斗兄弟，歸善黃國楹等官紳紛紛解囊，數額從三五兩到五六十兩不等，很快募集到六百多兩。可買下草廠七條胡同一處房產需八百兩，差額難住了眾人。此時，在京候任的何廷楠與陳恒昌、海豐人陳衍周挺身而出——三人雖非富戶，卻以高利借款百余兩，終于湊齊銀兩，將這座明代錦衣衛忠烈徐公的舊宅購入，改為新會館。
會館落成，但床幾器具、房契稅費尚無著落。即將赴甘肅莊浪任職的何廷楠，毅然從戶部借支養廉銀續捐數十兩，托付陳衍周料理后續。清乾隆十七年，吏部主事彭禮接手館務，改建大門、修繕圍墻；兩年后何廷楠回京，補設屏風、重修爛墻，還新訂三本簿冊，清晰記錄建館源流、捐資名錄與收支明細。清乾隆四十年，何廷楠將會館契券勒石刻碑，讓這段官紳同心的佳話，永遠定格在青石之上。
清代的惠州會館，不僅是鄉誼樞紐，更成了嶺南文化在京城的傳播窗口。清道光年間，連平顏氏的顏伯燾在會館苦讀時，常與同鄉探討經世之學，這位日后的閩浙總督，將顏氏“三十六字《官箴》”刻在會館書房，“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箴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惠州學子。而真正讓會館書法聲名遠播的，是晚清御史鄧承修的題贈。
鄧承修是惠陽淡水人，清咸豐十一年中舉，以直言敢諫聞名，人稱“鐵面御史”。他常往來于惠州會館，不僅題寫了“惠州會館”匾額，還書刻木聯“天風吹滟黃花酒，皓鶴下浴紅荷湖”，將嶺南秋色與京華景致融于筆墨，其“鐵畫銀鉤”的風格，與會館紅磚拱券的硬朗相映成趣。這幅木聯后來被居住在會館的惠州學者陳漁洋珍藏，1993年捐給惠州市博物館。
清光緒年間，會館迎來最熱鬧的時光。每到春闈，來自歸善、博羅、海豐等“惠州十屬”的舉子齊聚于此，舉子們白天切磋學問，夜晚挑燈苦讀，嶺南口音的誦讀聲與胡同里的京腔交織，成了宣南獨特的聲響。從這里走出的進士舉人多達數十人，會館的青磚地面，仿佛都浸潤著墨香與才情。
近代 重修與寓賢
1912年，惠州旅京同鄉會成立，惠州會館成了同鄉會的辦公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終結了科舉制度，惠州會館的功能悄然轉變。1912年，惠州旅京同鄉會成立，會館成了同鄉會的辦公地，昔日的舉子書房，如今擠滿了商議實業救國的商人與謀劃地方建設的官員。可近三百年的風雨侵蝕，讓會館木材腐朽、墻體斑駁，瀕臨坍塌。同鄉會當即發起重修倡議，這次他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聘請德國建筑師參與設計，讓西洋元素為古老會館注入新生。
《北京嶺南文物志》。 本版圖片由羅春彥提供
重修工程歷時兩年，耗費銀元逾萬。工匠們保留了會館中軸對稱的傳統格局，卻用紅磚砌筑出線條利落的拱券門樓，圓形沖天柱直指天際，頂部收為尖塔形，青灰瓦當與朱紅門楣點綴其間，西洋的硬朗與中式的雅致完美融合。《北京嶺南文物志》收錄的《重修惠州會館補記》記載，重修后的會館“富麗堂皇、宏偉壯觀”，只是主持者廖維城因欠款未清，未及公布賬目便在蒙古邊疆病逝，賬簿也隨之遺失，成了小小的遺憾。
這座重生的會館，成了惠州籍文人李綺青晚年的棲身之所。李綺青是惠陽縣人，清光緒十六年中進士，歷任福建、吉林多地知縣，以耿直著稱，不屑迎合上司，雖有惠民實績卻仕途坎坷。退隱后他旅居北京，寓居會館期間，以賣文為生，為鄉鄰撰寫壽序、墓志銘，筆墨間盡得東坡遺韻。1925年上巳節，文壇宿老樊樊山在陶然亭發起雅集，82歲的《清史稿》總纂趙爾巽、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等109位名士齊聚，眾人一致推舉李綺青為雅集作序，正是看中他“筆致沖淡，品格高潔”。李綺青在序言中追憶古禮、記錄盛事，更暗合嶺南與北方士子的文化交融，讓惠州會館的文脈再次綻放光彩。
抗戰爆發后，北京淪陷，會館被日軍強占為軍營，院內藏書被焚毀殆盡，剛修復的建筑遭到嚴重破壞，曾經的書香之地變得滿目瘡痍。1938年，為躲避戰亂的惠州人沈智夫搬到會館居住，這位追隨孫中山的同盟會成員、陸軍中將，看著殘破的會館痛心不已，決心整理館務、延續先賢遺志。他與同鄉馬克、張安德一起梳理文獻，偶然從廖維城遺物中找到重修底冊，“捐款收入與開支記錄詳盡無遺”，他當即決定公開底冊，讓這段重修往事重見天日。
抗戰勝利后，會館雖被收回，但歷經戰亂早已破敗不堪，國民黨政府忙于內戰，無暇顧及修繕。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成立廣東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由19路軍軍長蔡廷鍇主持，沈智夫任副主任委員兼工作組長。在民國收藏家葉恭綽協助下，他們整理廣東先民在京產業，1954年出版《北京嶺南文物志》，何廷楠的《惠州會館碑記》、沈智夫的補記都被收錄其中，為會館保存了珍貴史料。
此后數十年，會館部分房屋被分給居民居住。居民們在院內搭建臨時建筑，青磚地面被水泥覆蓋，許多惠州籍人士來京尋根，看到會館的破敗景象無不痛心，呼吁保護的聲音從未停歇。
2016年，北京市啟動會館保護工程，惠州會館因其重要歷史價值被列入重點名單。
當代 京華惠館一脈承
轉機終于在2016年到來，北京市啟動會館保護工程，惠州會館因其重要歷史價值被列入重點名單。考古人員在地下發現明代地基，證實此處確為錦衣衛徐達后裔舊宅；在正房梁架上，“嶺南匠人李阿福造”的同治年間墨書題記赫然在目，成為研究清代建筑技藝的珍貴實物。修繕團隊遵循“最小干預”原則，拆除臨時建筑，重新鋪設青磚地面，修復受損結構，既保留了民國門樓，又恢復了清代四合院格局，讓會館重拾嶺南風情。
從葉高標“豐湖天際”的初心，到乾隆官紳的同心復建；從鄧承修的鐵畫銀鉤，到民國的中西合璧；從戰亂中的殘破，到當代的重生，北京惠州會館跨越四百年風雨，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意義。它是惠州移民史的縮影，記錄著嶺南子弟逐夢京華的艱辛與榮光；是科舉史的見證，承載著傳統教育的薪火相傳；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讓嶺南文脈在京華大地上生生不息。（羅春彥）
【作者】
羅春彥
惠城區政協委員、民革惠州市仲愷高新區支部副主委，民革廣東省委會孫中山研究會理事、文化文史與學習委員會委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惠州仲愷高新區作家協會主席
【主編說】
嚴藝超
本文以一座會館為微觀史載體，串聯四百年北京與惠州的互動，在建筑變遷中透視科舉制度、同鄉網絡與近代轉型。它超越了地方史敘事，成為探討文化記憶載體、地域認同建構與中華文明跨地域流動的典范，兼具物質文化研究與人文精神追索的雙重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