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播們的“花式”索要打賞方式，最普遍的是直接索要禮物，即主播在直播間直接向老年粉絲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的形式誘導老年粉絲打賞

　　● 一些針對老年人的直播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從而獲得了老年人的關注和互動甚至是打賞，反映了老年人需要精神寄托的緊迫現實

　　● 直播平臺應該擔負起與其盈利相對等的社會責任，建議對于判斷能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設置相應的退款機制

　　記者 趙麗 實習生 萬鵬

　　“唱歌是在對口型，跳舞也只是稍微扭一扭，整個直播畫面毫無美感，可我爸就是喜歡。”四川成都市民高鳳（化名）這樣描述父親“鐘愛”的一位女主播的直播間場景。

　　高鳳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僅2022年，其父親就在直播間打賞這位女主播超過6萬元，而女主播的方式無非是直接向父親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誘導父親打賞。

　　近年來，像高鳳父親這樣使用短視頻平臺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其中“為愛發電”甚至沉迷向主播打賞大額資金者不在少數。記者調查發現，話語誘導、提供好處、營造“人設”等是主播誘導老年人直播打賞的常用“手段”。

　　受訪專家認為，老年人被誘導打賞主播，既有他們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費的因素，也有孤獨生活拉低他們心理防線的因素，還有短視頻平臺缺乏類似“青少年”模式預防機制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給老年人應有的關愛，也需要短視頻平臺加強監管，針對判斷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模式，讓老年人遠離大額直播打賞。

　　老年人易沉迷直播打賞

　　背后是情感需求被漠視

　　在高鳳的印象中，父親幾年前開始在某短視頻平臺上看直播，2021年時，大概一個月花幾百上千元在直播間給主播刷一些小禮物。看父親給主播刷小禮物很高興，高鳳作為女兒也就沒有過多干涉。

　　后來，高鳳發現父親在直播間的等級越來越高，“一下子便警惕起來”。今年過年期間，她查詢父親的打賞記錄時呆住了，過去一年，父親打賞了多位女主播，“其中他最‘鐘愛’的女主播，打賞金額總共超過6萬元”。

　　“我覺得他走火入魔了。”高鳳向記者講述經過時，連連嘆氣。

　　北京市豐臺區居民劉平怎么也沒想到，父親劉峰（化名）竟然沉迷直播打賞，半年時間將3萬元退休金打賞一空。

　　今年年初，劉峰注冊了某短視頻平臺的賬號后，沉迷于在平臺上觀看主播直播并打賞。今年7月份，因為需要住院治療，劉峰才發現自己的銀行卡余額少了3萬多元。而直到兒子將打印的銀行流水放到其面前時，他仍喃喃道：“就刷了幾次‘禮物’，怎么可能花了這么多？”

　　近日，坐擁上千萬粉絲、素有“中老年女性收割機”之稱的主播“秀才”，其短視頻賬號因違反平臺相關規定被封禁。公開報道顯示，在“秀才”的粉絲當中，不乏打賞金額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的“真愛粉”。

　　是什么讓那么多老年人沉迷于平臺觀看主播直播并打賞？

　　為了解開心中的疑團，高鳳在父親打賞的直播間里蹲守了一個星期，發現了主播們“花式”索要打賞的方式。其中最普遍的是直接索要禮物，即主播在直播間直接向老年粉絲索要禮物，或者通過直播PK的形式誘導老年粉絲打賞。

　　打造一個讓人心疼的故事和“人設”，也是方式之一。據高鳳介紹，那名女主播說自己離異后獨自帶兩個孩子，邊打工邊撫養孩子，讓自己的父親心生憐憫。同樣家有沉迷直播間老年人的山東人王女士告訴記者，父親在提及為什么打賞幾萬元時可謂振振有詞——“你懂什么，她（女主播）有心臟病，我這是看她可憐”。

　　“我父親除了在直播間打賞，還加了女主播的社交賬號。他們經常視頻，女主播會讓我爸給她拉票。”高鳳說，這讓她父親覺得自己被需要，每次看直播時還通知認識的老年人幫忙刷各種人氣票。

　　在高鳳看來，老年人沉迷其中后果嚴重，“對于自己的勸阻，父親甚至要和我斷絕父女關系，差點不認我這個女兒了”。

　　梁州（網名）是社交平臺上一位知識型博主，她曾在一家MCN公司負責虛擬主播業務。在她看來，在老年粉絲心目中，最被吸引的原因，還是主播提供的情感價值，只是這種價值需要金錢供養。

　　梁州曾注冊一個匿名賬號登錄老年人集體連麥聊天的直播間，聊天內容也很尋常：今天喝的什么茶？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萬別出門，鞋子會沾上泥。

　　“這些話，很多老年人在家里肯定聽不到子女說。”梁州說，他們需要陪伴。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彭華茂做了多年老年人心理認知研究。據她觀察，一些針對老年人的直播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從而獲得了老年人的關注和互動甚至是打賞，反映了老年人需要精神寄托的緊迫現實。但在這方面，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認知誤區，使大家漠視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打賞容易申請退回很難

　　為了要回父親的打賞金額，高鳳甚至添加了女主播的社交賬號，向她說明家里并不富裕，但是該女主播認為這是高鳳的家事，讓高鳳的父親管好自己，而不是來纏著她。

　　“我還在網絡上咨詢過，有專門的團隊可以幫助要回這種打賞金額，前提必須是我父親同意，但是我父親就是不同意。”高鳳說。

　　高鳳注意到，短視頻平臺設置有“未成年充值退款申請”，于是嘗試通過此機制要回父親的打賞資金，“打賞這么多錢，也不是小數目”，但平臺在審核資料時沒有予以通過。

　　“如果按照正常途徑向直播平臺要求退回打賞，需要提供很多資料，比如女主播誘導打賞的聊天截圖或者私信誘導等，我拿不出來這些資料，我父親也不可能提供。”高鳳無奈地說。

　　采用這種方式的不止高鳳一人。記者在某社區電商平臺上看到，多位有過相似經歷的網友稱，以老年人賬號向相關平臺投訴或申請退回打賞資金，平臺只是核查主播在直播中的行為是否違規，沒有違規，則不予退回打賞資金。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曾調研過老年人直播打賞案例。在她看來，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包括實施打賞行為。

　　常莎說，在大多數相關案件中，用戶作為原告均主張其與主播之間構成贈與合同關系。但在三種情況下，用戶打賞主播的錢可以追回：一是未成年人、成年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主播；二是用公款打賞主播，賞金屬于違法犯罪所得應予追繳；三是如果成年人有配偶，配偶一方可以主張自己對巨額打賞完全不知情，該行為侵犯了夫妻雙方對共有財產的處分權，向法院起訴撤銷贈與。

　　常莎還介紹說，除此之外，實踐中，公序良俗是對法律行為效力的有效規制。若民事主體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則究其行為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也是無效的。也就是說，老人及家屬如果能證明在直播打賞中存在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則會導致打賞行為無效，平臺也應當協助退回打賞款項。

　　“如果因為主播采用一些欺詐等方式來誘導打賞，是可以要求撤銷合同的，但是這個欺詐的認定比較困難。”對此問題多有研究的北京嘉維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占領說，首先是確實有欺詐行為存在，如果僅僅是一種話術則不能歸為欺詐，而虛構事實、歪曲事實，然后去誘導打賞則可能構成欺詐。

　　趙占領舉例說，有些主播編造說自己患病或遭遇家庭重大變故，生活非常困難，希望大家打賞，助其渡過難關。但他所述與實際不符，這就屬于虛構事實，通過欺詐的方式誘使粉絲去打賞，這種打賞就是基于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屬于可撤銷的合同。

　　判斷能力認知能力衰退

　　建議設置打賞退款機制

　　無奈之下，高鳳給父親賬號設置了“青少年”模式。但父親有他的應對方式——另起爐灶，自己再開通一個新的短視頻平臺賬號。

　　和高鳳的經歷相似，廣州市居民李女士告訴記者：“我給父親開了‘青少年’模式，父親經常因此跟我發飆。他總是保證說不會再繼續打賞，但還是會偷偷充錢，甚至為了應對我檢查手機，還會刪除充錢記錄，真是在一聲一聲的‘大哥’里迷了眼。”

　　高鳳等人一直在尋找解決辦法，如何讓沉迷直播間不斷打賞的老年人“剎車”。

　　“能否借鑒‘青少年’模式，由短視頻平臺設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請區，專門為認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解決打賞退款問題？”高鳳呼吁。

　　在受訪專家看來，與較為完善的未成年人打賞限制機制相比，老年人直播打賞限制的問題卻鮮有人關注。

　　趙占領認為，平臺一般不會設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請區”，因為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平臺沒有設置義務。

　　在趙占領看來，一般來講，大部分老年人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所實施的打賞行為不屬于效力待定，也不需要像未成年人那樣需要監護人追認，所以不需要像對待未成年人那樣對待老年人。

　　在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社會治理發展研究部部長李俊慧看來，一般情況下，老年人打賞行為不宜輕易認定無效，只有在確實存在被誘導、誤導影響且老年人對打賞操作本身后果無準確認知背景下，才宜認定無效或可撤銷。

　　“網絡直播及營銷活動確實導致了沖動性消費及非理性打賞，在沒有完善法律規制的情況下，對于直播平臺而言，應該擔負起與其盈利相對等的社會責任，建議對于判斷能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的退款機制，在親屬提供充足證據確實能證明打賞行為缺乏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和糾紛。”常莎說。

　　“在打賞場景中，老年人參與打賞要區分自愿、自主打賞以及誘導式、誤導式打賞，后者根據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構成欺詐或詐騙。”李俊慧分析，由于老年人對智能手機或電腦的使用能力較差，不排除部分操作行為雖然是老年人自己實施，但其主觀上是在被誘導、誤導影響下實施的，其對相關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存在不準確認知，甚至對特定操作行為可能產生財產轉移支付沒有準確認知和判斷，此時還是要給老年人設置申請退款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