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書畫家的名人長廊中，稍后于張萱的又有龔章。
龔章（1637—1695），字惕恃，號含五，歸善人。其先祖為漢代“兩龔”之后，明洪武間以軍功隸惠州，自此世居鵝城，今西湖惠州賓館對面的龔屋門樓，或其所居故址。
據方志介紹：龔章生而穎異，十二歲即為諸生，號為“圣童”，清順治十七年（1660），龔章二十四歲，舉鄉試第一（即解元）。康熙十二年（1673）中進士，選庶吉士。不久，授翰林檢討，成為康熙皇帝身邊一名小小的文學侍從。
大概確如方志所言，由于他“不事干謁”，竟然在翰林院被閑置了十多年，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得到第一次外放的機會，被任命為江南鄉試的副主考。
龔章書扇。 嚴藝超翻拍
革職回鄉后沉醉山水，潛心著述
江南鄉試主考，多用詞林名士，如朱彝尊、王鴻緒、徐乾學、王士禎等都曾榮膺此任。這一次，龔章雖然擔任的是副主考，但也已見出皇帝的賞識，預示此后如無意外，他的仕途將會一片光明。
然而，恰恰就在這次鄉試中，發生了震動朝野的“康熙丁卯江南鄉試案”。此案過程頗迂回曲折，為省篇幅，不再詳述。總之，最后的結果是：“正主考米漢雯、副主考龔章，俱照不謹例革職。”今人潘建國在《清初嶺南詩人龔章與〈澹寧堂集〉》一文論及此事，不無感慨說：“從《閱世編》的記載來看，龔章并未有任何舞弊行為，甚至連主考米漢雯那樣的過激行為也沒有發生，然而作為副主考，他終究難辭其咎。”這個革職的懲處，徹底斷送了龔章的仕途。
對于龔章的遭遇，當時“士大夫及江南人爭為扼腕不平”，有人對龔章說：你不是與主考官為閱卷事有過激烈爭論嗎，你應該上疏自白呀。龔章卻說：內部爭論，此事常有，但“既共其事，功過同之”，不應有所分別。于是，人益嘆龔章為仁厚君子。此事在清人錢澄之《送別龔含五太史還嶺南序》中有詳細記述。
龔章被革職回鄉后，“長嘯歸來筑小坡，蕭然門巷可張羅。”他深感世態炎涼，整日徜徉湖畔，沉醉山水，潛心著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領銜捐資重刻博羅人釋函可的遺著《千山剩人和尚語錄》，用行動表達了他對亦儒亦佛、能忠能孝的函可的敬重。同時也似乎在透露：此時的龔章已傾心佛學，企求從那里尋找精神的慰藉。
王煐守惠七載，為龔章幽居生活投下溫潤亮色
就在他革職還鄉的第二年四月，天津寶坻王煐出守惠州。王煐字紫詮，號子千，康熙十七年（1678）舉博學鴻儒，在朝廷參修會典期間曾與龔章共事五年。王煐守惠七載，“不以酒食聲色溺，不為美官厚祿搖，而獨孜孜拳拳為詩之是事，所至必尋游名山川，所見人士無賢與否，皆折節交歡，引與酬唱。”（清趙執信《憶雪樓詩集序》）龔章和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吳韋（山帶）、王礎塵等嶺南詩人畫家，都是他寓所憶雪樓的座上客。在這一時期，龔章與王煐及其僚屬的贈和之作，現在能見到的就有二十余首，而王煐的寓惠詩中也常提及龔章，可見王煐的到來，為龔章清冷的幽居生活投下了一縷溫潤的亮色，也給清初戰后蕭條的惠州詩壇帶來生機。所以王煐被龔章稱為“風流賢太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煐發起了邀和《湖上送春》的詩歌酬唱活動，參加者有陳恭尹、吳聯（字愚長）、葉適（夢熊曾孫）、龔章等人。王煐原作見載《憶雪樓詩集》卷下，共十首。陳恭尹和詩十首見載《獨漉堂集》，龔章和葉適的十首則見載于徐旭旦的康熙《惠州西湖志》，如第三首寫道：
連天風雨動經旬，見說春歸倍愴神。豈是畏途先息駕，如同宦海早抽身。鶯因怨別啼無數，蝶為憐香舞幾巡。惱恨近來緣底事，昏頭瞥目過三春。
寫得婉轉深微，字里行間繚繞著一縷淡淡的哀怨。而約略寫于同時的《送別袁密山銀臺》，則又別具一番風貌：“身無媚骨難偕俗，家有深山可避名。歸去杜門君莫嘆，廿年同榜幾公卿。”憂憤之情以曠達語出之，愈益見其憂憤。正如他自己所言：“拋去宦情閑似水，吟來詩句逸如仙。一頭墨汁濡張草，滿架牙簽插米船。”晚年的龔章就這樣寄情于詩歌書畫，活出了自我。
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龔章把自作詩稿寄送番禺黃登，供其作選編《嶺南五朝詩選》之用，孰料此稿甫達數日，龔章即病逝于家，享年五十有九，生平著作有《綱鑒捷錄》《晦齋集》等。逝后，后人為之編次了《澹寧堂集》。
清初嶺南著名詩人和書法家
龔章是清初嶺南的著名詩人和書法家。他的詩作早在康熙年間，即被多位選家收錄。如黃登《嶺南五朝詩選》收錄十一首，稱龔章“儀度謙光，文章華贍，潔廉端靜，忠孝樸誠”。劉然輯評、朱豫增輯的《詩乘》收錄二十二首，點評其詩“用律不滯，深于聲對”“情愫歷歷如對面談，絕不作一粉飾語，是謂真詩”，可謂不吝贊詞。宗元鼎的《名家詩乘》則收錄了他的近體詩二十七首，指其“溫和秀拔，在右丞、嘉州之間”。陳融論其詩，便曾感慨地說：“澹寧跬步自逍遙，詩聞幾為選客消。一入梅西居士手，新聲同泛廣陵潮。”
龔章文則少見，有一篇《重刻石洞先生全集序》。此序立意高遠、行文跌宕，有一股氣勢穿行其間，開首一段論葉春及人品與文格之關系，尤為精彩：
先生以天下為己任，自諸生即講求濟世之業，比赴公車，應詔上書，灑灑三萬余言皆實可見之施行。偶一小試，回翔郎署以老，其建豎視少保（按指葉夢熊）稍不逮，而其文之足以征古人而信后世，若或過之。乃或者謂先生立行過高，負氣太盛，不能與時俯仰以取功名，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
接著他大發議論，認為“天下惟砥行立節之士，其俊偉剛直之氣，彌綸磅礴，發為文章，必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慨，溢于毫楮，如景星麗天，芒寒色正，精光四射，不可掩抑。”這一段話，實不妨視為龔章的夫子自道，它所表述的審美標準和價值判斷，無疑飽含著晚年龔章對自我的反思以及對滄桑世事的感悟。
龔章對書法的追求其實亦與詩文一樣。其七言行書扇面取法香光而猶見米家遺韻，行筆流暢，結體嫻雅，布置疏朗，透出文人的“溫和秀拔”，似應為任職翰林時期之作。而其行草詩軸則老筆縱橫、盤桓拗折、生氣郁勃，“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慨，溢于毫楮”，當能代表其晚年成熟書風。雖然，這兩幅作品均未明署日期，但知人而論書，正如潘建國所言他是在“假借草書的狂放恣肆，宣泄著內心的抑郁與憤懣之氣”。龔章書風的流變，觀照著這位命運多舛的詩人那曲折深微的情感軌跡。
龔章行草詩軸。 嚴藝超翻拍
說到龔章書法淵源，論者多提及明末清初嶺南遺民書家彭睿瓘（號竹本）。對他的行草詩軸，林亞杰先生以為龔章“其書結體、草法，均與彭竹本相似”。（《廣東歷代書法圖錄》），陳永正先生更指其“拗折處取法彭竹本，而用筆飛騰變化之處，似更凌彭氏而上”，是“竹本派書家中最有成就”者（《嶺南書法史》）。廣州博物館藏彭氏書《七言詩二首》，第二首題為《送同人周藻思從章含五太史入都門》，可知彭睿瓘與龔章確曾有過交往，惜乎史料簡缺，二人具體關系以及其書法淵源目前尚難詳考。有意思的是，彭、龔二氏，都曾在清初嶺南書壇健筆縱橫，卻由于種種原因而埋沒草萊，幾乎成為歷史的“失蹤者”，現在竟又逐漸露出本真，走進人們的視線。天意如斯，令人感嘆。
（吳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