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四月不減肥，五月徒傷悲”的時節。這句戲謔背后，一場深刻的“健康革命”正在醞釀。

　　乘著全國兩會的東風，加之春日漸暖，人們逐漸減衣露膚，“體重管理”話題熱度持續走高。

　　當國家衛健委主任雷海潮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強調“體重管理”的重要性，當社交媒體上刷屏“再不減肥恐拖國家后腿”的警示，這場看似私人領域的“身材焦慮”已悄然升級為國家健康治理的戰略議題。

（一）

　　“體重管理”怎么就上升為“國事”了呢？

　　曾幾何時，“我胖我有理，沒吃你家米”是部分人的口頭禪，體重管理曾被認為是個人私事。當雷海潮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及“體重管理年”行動時，許多人驚訝于國家層面對個體腰圍的關注。數據背后隱藏著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成人肥胖食養指南（2024年版）》，我國18歲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肥胖率分別達到34.3%和16.4%，居民肥胖率呈上升趨勢。有研究預測，到2030年我國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可達65.3%，歸因于超重肥胖的醫療費用可能達到4180億元。

　　可以說，體重管理關系到個體健康與民族未來。

　　對個人而言，體重是生命質量的“晴雨表”。體重異常特別是超重和肥胖，是導致糖尿病、高血壓等心腦血管疾病和部分癌癥的重要危險因素。

　　對國家而言，體重管理關乎民族競爭力。兒童期肥胖不僅會對其身體發育造成嚴重影響，還將增加成年后慢性病的發病風險。當“小胖墩”成長為勞動主力軍，其健康隱患將直接削弱社會生產力。同時，體重管理還影響全民健康程度、醫療承載能力、社會經濟負擔等方面。

　　體重管理上升為“國事”，本質是慢性病防治關口前移的戰略選擇。過去“以治病為中心”的醫療模式難以為繼，而超重肥胖作為慢性病的“頭號推手”，已成為健康中國建設的主要短板之一。從經濟學視角看，肥胖率的降低可以為國家節省大量醫保支出。這場“腰圍保衛戰”，實則是國家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健康”的治理智慧。

（二）

　　近年來，在居民體重管理方面，惠州各相關部門積極行動。

　　自2017年起，市衛生健康部門就倡導并持續推動“三減三健”理念和項目，并通過義診、健康講座等多種形式宣傳和推廣健康體重管理。不少醫院也積極推動患者體重管理，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市第一人民醫院、市中醫醫院、市第三人民醫院等相繼開設肥胖門診、醫學體重管理示范基地、醫學營養減重教學基地、體重管理門診等，幫助患者控制基礎病，合理減重，重塑健康生活方式。

　　目前，惠州全市擁有體育場地17239個，總面積為1953.81萬平方米，人均體育場地面積3.19平方米，一個覆蓋城鄉的“15分鐘健身圈”已然成形，市民在家門口就能實現“體重管理自由”。教育部門也非常重視學生健康體質、體重管理，近年來全市中小學校學生體測優良率總體不斷提升。

　　盡管成效不錯，但體重管理仍面臨深層梗阻，不少地方在體重管理方面仍存在居民意識較薄弱、極端減肥方法損害健康、久坐辦公等不良生活方式難以杜絕、政策銜接不夠到位、跨部門合作機制有待完善、社會支持環境有待優化等問題。

（三）

　　破局之道何在？筆者認為，在于構建“三位一體”的健康治理體系。

　　政策層面，從強制推行食品營養標簽標識，到精心布局社區健身設施“15分鐘圈”；從建立體重管理監測網絡，到推廣“周周有活動、月月有比賽”全民健身活動；從積極推動醫保支付向健康管理前移，到全面開展中小學校園“食育+體育”雙改革課程，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相互配合，形成強大的立體化支撐。例如上海試行全國首個飲料“營養選擇”分級標識，這類做法值得推廣。

　　機構層面，要勇于創新。應鼓勵更多醫療機構設立跨學科體重管理中心，還可開發“數字營養師”AI系統，通過分析患者代謝數據等指標生成個性化方案；企業則應研發推出更多健康安全的營養或減肥產品，還可推廣工間操制度、“站立會議”，以便在促進員工健康的同時提高工作效率。

　　個人層面，需重構健康生活方式。首先應樹立“為國減肥”等體重管理意識，破除“餓瘦論”等健康誤區。還應踐行“微習慣”行為革命，可以從每天多走500步、使用“減油壺”“限鹽勺”、改用小號餐盤等小事做起。還可以發揮家庭聯動作用，比如落實“全家健康秤計劃”，建立家庭體重管理日歷，制定每周健康食譜等。

　　推進體重管理，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僅是腰圍數字的變化，更是一個國家健康治理能力的躍升。這場關乎14億人生命質量的“無聲革命”，需要政府精準施策、機構創新服務、個人主動作為，唯有三方合力，方能讓健康中國的愿景照進現實。

　　體重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讓我們共同行動，吹響體重管理持久戰的沖鋒號。

　　惠州日報記者周智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