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話終于有了一部相對翔實、完善的方言詞典。編纂者和一批文史研究者都是惠州學術文化精英。這個精英群體近三四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惠州語言、民俗、文化傳統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發表過一系列專著、論文。就方言詞語音義方面的著述而言，則繼《惠州方言》（2008）之后，又有了這部《惠州方言詞典》的編纂出版。在筆者看來，新編的《詞典》因其地方詞匯內容的豐富性、特異性，詞項意義闡釋的精確性，當能讓讀者、研究者真切地認識一個粵語中深具東江本土特色的、古老而又鮮活的地域方言。
以“惠州話”冠名的這個方言原稱“本地話”。在粵東，“本地話”可大體上依東江作“中、上游”與“下游”的區分。惠州話是東江中、上游本地話的中心與代表。
在明末清初客家移民潮席卷東江之前，中、上游本地話與下游本地話同屬粵語（古粵語）。其后，中、上游本地話與下游本地話距離逐漸拉開，大致上是下游距粵語中心區近些，中、上游受客家話輻射影響多些。盡管如此，構成粵語東江本土特質的基本語言成分彼此都仍舊保存。目前廣東方言的劃類分區，下游的東莞、增城（連帶龍門、從化、寶安）本地話都已明確地定屬為粵方言的廣府片。至于惠州話，即“中、上游本地話”，則某些方言著述對其粵方言屬性仍存異議。我們是深信其為粵語而決不可能歸屬客家話的。它是雖受客語輻射磨損而東江粵語本土特質依舊非常顯著的粵方言。圍繞這個中心，我們作了一番歷史方面的考察以及語言學方面的探討。語言學方面的闡釋請參閱本詞典后載的《附論·惠州方言歸屬論析》。這里要著重考察的是惠州方言的歷史歸屬。
對惠州方言歸屬的歷史考察，雖則能找到的相關文獻不算很多，但很有價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粵東地區方言格局的歷史文獻記錄。
明《永樂大典》引宋代《圖經志》所記，有“惠之海豐于潮為近，語音不殊”之語。這是說，自宋以來，惠之屬縣中有海豐語音近潮。惠在本土語音（即“本地話”）之外，東部還有潮語混雜。
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在《廣東通志初稿》中直接提及惠州府的方言格局，把府屬方言歸為三類：“若夫博羅、河源地近于府，則語音相同；海豐近于潮，則類潮音；龍川、興寧、長樂聯絡于贛，則類贛音。”與《圖經志》相較，惠州的方言格局，在惠州府音（即“本地話”）以及海豐潮語之外，又多了個龍川、興寧、長樂的“贛語”（實即“客家話”）。府音覆蓋范圍也很明確，是府城，府城所在的歸善，還有博羅、河源。
嘉靖四十年（1561）黃佐《廣東通志》，所記惠州府方言格局與戴璟志略同，只是補充說到“郡城中多正音，城廂近南雄”。這是說，府城附近已呈方言混雜之狀了，但城區仍“多正音”。“正音”近似現代人說的方言“標準語”，也體現惠州（本地）話的強勢地位。
惠州本土方志也有談及方言格局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惠州府志》有云：“歸善、附城音近正，博羅、河源近歸善”，“大都歸善、河源其音輕以柔，博羅重以急，海豐近潮州”，“龍川稍同河源；長樂、興寧、和平謂母為哀，謂父為亞公，三縣山川風氣與贛聯絡，其語稍近贛云”。此志與前述兩省志相異之處， 一是指出“龍川稍同河源”，不像前述兩種《廣東通志》那樣把龍川與興寧、長樂簡單地歸為近贛的客語縣；二是把新置縣“和平”與長樂、興寧歸為一類。
入清后至乾隆年間，方言格局記錄仍無大變，乾隆《歸善縣志》仍是說：“大都歸善、河源、龍川其音輕以柔，博羅重以急，海豐……近潮，多潮音……和平謂母為哀，謂父為亞公，風氣與贛州近，語稍類贛。”這個時候，興寧、長樂已由惠州轄縣改為嘉應州轄了，“類贛”的 客方言就只說到新置縣“和平”。
上述一系列地方歷史文獻記錄顯示的方言格局都印證惠州話屬于植根本土、即東江中上游的古老方言。在“潮語”進入海豐、客語進入興寧長樂之前，它是該地區唯一的漢語方言。明中葉以后，方言格局雖已惠、潮、客三分，但當年方志編纂者的認知，惠方言依舊為“正音”，分布地域依舊涵蓋府城、府城所在的歸善以及惠屬古河源、博羅、龍川，即整個東江的中、上游。此外，作惠、客、潮三分的記錄描述也表明，惠方言與客必不同類，說惠可歸入客家話則更屬無稽之談。
惠方言屬客是不可能的，而“屬廣”，近同于廣府，則歷史文獻卻曾經有過明確而肯定的回應。明代人文地理學者王士性的《廣志繹》，即曾認定惠州為“真廣郡”；方言歸屬上則是“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那是王士性萬歷初潮、惠考察得出來的結論。“作廣音”，即方言同于“廣”（廣府方言，粵方言）。
可為惠方言屬粵而非客佐證的還有詞語音讀一類的地方文獻記錄， 《附論》相關部分將會詳及。這里討論與惠州方言格局及其演變密切相關的客家移民浪潮。先是社會動亂，惠州府屬興寧、長樂于明正德、嘉靖間迅速變成客化縣。明嘉靖三十年（1551）《興寧縣志》寫道：“國初兵后，邑荒墟，后漸實以汀、吉、撫州之民，城中皆客廛。”興寧客化程度最高，因為該縣兵后全縣原住民僅存20余戶，而逐漸進來填補荒墟的又全都是汀、贛客家移民。明后期抵清初，客民入惠浪潮一發不可收，而觸發這一輪客家移民浪潮的契機，則是和平、連平、長寧、永安幾個新縣的建置以及清康、乾間復界招墾政令的推行。記錄客家移民浪潮及由此引生土、客矛盾沖突的地方文獻多如牛毛，這里不再詳述。客家移民浪潮給惠州地區族群分布、方言格局造成的結果，主要是客家族群人口所占比重劇增、客家方言覆蓋所涉片點劇增，這種劇變影響所及的是惠、客方言交往互動中態勢的強弱。就整個地區而言，說惠州話的強勢地位發生逆轉，那是確鑿無疑的，但如果認為它已經“客化”或消失，或只留下一點“粵色”了，那就與客觀事實絕對不符。這一問題，劉叔新、李新魁、楊烈雄、包國滔等學者及本土眾多的學術文化精英已通過相當扎實的比較研究作出回答。如包國滔（2012）認為：“歸善等地確實接納了大規模的客家移民，這些人逐漸成為當地族群的主體，從而使原住民人數上的相對劣勢日益突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后者已被客家移民所同化。他們在當地族群結構中仍占有一定比重，在某些地點，如今惠州市區甚至可能繼續維持主體族群的地位。”包國滔還聯系土著、客家矛盾沖突的歷史背景，考察“本地話”這一明顯帶族群區分色彩的自稱，從而認定：“包括今惠州市區在內的東江中上游以本地話為母語的人群的祖先，應當是早在明中后期客家移民浪潮到來前已世居當地的原住民，故而本地話的底層為粵方言。”
回顧歷史，惠、客方言關系、格局和消長進退狀況大致如此。明中葉客家移民浪潮出現之前，惠州本土方言“作廣音”。清乾、嘉之后，東江中上游地區的方言格局是惠、客雜處，是客家村落集鎮仍舊說客家話，本地村落集鎮仍舊說本土粵語惠州話，那局面一如嘉慶年間客家學開創者徐旭曾所云：“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當然，我們也該看到，幾百年的惠、客雜處，語音、詞匯、語法諸方面某些因素彼此疊加、覆蓋乃至相互融合、聚變的現象都有可能發生。但如果把這些變化和歷史切割開來，抓住其間一兩個所謂客、惠“完全一致”的語音特征，立為系屬區分的絕對標準，從而把惠州話納入客家，或者覺得這個傳統的“客家”概念還不夠用時又來創新一個“老客家”,那是不可取的，很難讓學界和社會各界尤其是惠州方言族群接受的。
惠州方言作為粵語的一部分，立足于粵東本土，承傳著輝煌燦爛的東江歷史文化；在現代，它依舊是粵方言東部的重要片區，與共處同一區域的客語共創歷史、開拓未來。這樣的一個古老而又生機勃勃的方言是應該贏得尊重和呵護的。
最后還須說句，惠州話定屬問題的學術研究要避免族群情緒的糾纏，這道理于方言學者來說，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何偉棠）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著名的聲韻學家、漢語方言研究專家)
